万历四十六年，同时也是天命三年，以及公元1618年，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还从未有朝廷命官归顺努尔哈赤。

清朝史料写道，接待李永芳的，是后金一个名叫阿敦的官员，头衔为“固山额真”，李投降后则被封为“三等梅勒章京”——清人解释说，“梅勒章京”是“副将”的意思可我们知道，清朝的副将虽然是从二品，但并非什么高官，那么身为明末第一叛将，李永芳才做到副将，是不是太亏了？。

其实，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所谓“固山额真”和“梅勒章京”，都是八旗的官衔，与明清官制并不存在严格的匹配关系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

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女真语意为“箭”，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女真语意为“段、节”，总指挥称为“甲喇额真”——女真语里，“额真”是“主”的意思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

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 “固山”，意为“旗”， 长官称“固山额真”努尔哈赤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即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地区，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其中后三个的旗帜镶红边，第一个的旗帜镶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读“整”音——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

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些人当然都是战士，杂役民夫等非战斗人员不包括在内努尔哈赤规定，各旗的首领“固山额真”，级别对应于明朝的总兵官，而明朝总兵是独据一方的军区司令，权力比清朝总兵大得多。

固山额真的副职是梅勒额真（‘梅勒’满语意为‘副’），后来改称“梅勒章京”（‘章京’据说来自汉语的‘将军’），对应于明朝的副总兵即副将清朝入关后，“固山额真”和“梅勒章京”确定了正式的汉语译名，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都统”和“副都统”。

那么，“三等梅勒章京”中的“三等”，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后金实行官爵合一制度，“梅勒章京”既是职务，同时也是爵位清朝正式建立以后，做为职务的梅勒章京改称“副都统”，而做为爵位的梅勒章京则改称“阿思哈尼哈番”，汉语意为“男”爵。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后来的标准换算，李永芳既是副都统，又是三等男爵，显然努尔哈赤并没有亏待他后金的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看上去位高权重，但其实，他们仅仅是各旗的执政官，除了向汗王这个共主负责外，各自还有上级——努尔哈赤任命自己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掌各旗，由于这些王子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固山贝勒”，即“掌旗贝勒”或“旗主贝勒”，地位自然在固山额真之上。

李永芳投降时，接待他的阿敦是正黄旗固山额真，而该旗的旗主贝勒，就是努尔哈赤本人因此，“固山额真”一词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旗主”，而是“旗的主管”，即后来译为的“都统”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旗务，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

曾听“百家讲坛”上某位先生讲八旗兵，说满蒙汉各有八旗，因此一共有二十四个旗的编制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他们总共只有八个旗，但每个旗分为三部分，即满洲、蒙古和汉军，每部分各设都统管理即，共有八位旗主，二十四个都统，而后者正式的称呼，并非影视小说常用的“满洲镶黄旗都统”，而是“镶黄旗满洲都统”。

顺治的孙子雍正进一步强化皇权，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把不由皇帝直辖的下五旗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旗主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至此，不仅旗主只剩下一个空壳头衔，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成了授予武臣们的高级军衔。

由于政治斗争等原因，各旗归属关系经常变化，到了乾隆后才基本稳定，各家旗主大致如下：一、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旗主由皇帝自领二、下五旗正红旗：旗主礼亲王，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后裔镶红旗：旗主克勤郡王，代善长子岳托后裔。

镶白旗：旗主肃亲王，皇太极长子豪格后裔正蓝旗：旗主睿亲王/豫亲王，多尔衮/多铎后裔，两家曾经合并镶蓝旗：旗主郑亲王，努尔哈赤侄子济尔哈朗后裔以上只是大旗主，此外还有领有若干佐领的小旗主，如正红旗里有庄亲王、顺承郡王，正蓝旗有怡亲王等，而雍正登基前也曾以雍亲王身份做过镶白旗的小旗主，后来他的佐领可能归了其子弘时，就不细说了。

康乾两朝，皇帝经常把皇子的旗籍调整到下五旗，表面上看似乎地位下降，但他们每人入旗都分到一定牛录（如亲王按例领十二佐领），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牛录都要从旗内划拨，实际起了分权掺沙子作用旗主名义虽尊，可都是远房宗室，怎么敢得罪皇子，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步步架空。

《动物庄园》里的猪说过：“所有动物生来平等，只不过，一些动物比另一些更平等”八旗中人自然也不会一视同仁，按照地位高低，大体有外八旗，包衣或称“内八旗”，以及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正身旗人”或“旗份佐领”阶层，成分既包括皇族、豪门，也有普通的官员和百姓，做为骨干成员的他们是整个八旗制度的中坚力量和统治阶级，也是后金及清早期八旗军力的主要源泉。

外八旗中的皇族是八旗的统治者，而普通外八旗人虽然与旗主有君臣之分，并要承担旗主的差役，但他们并不是旗主的奴隶，旗主对他们也没有人身处置权包衣俗称“内八旗”，为满语“包衣阿哈”即“家奴”的简称，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

从职业看，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从来源看，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各族人口及战俘包衣尽管出身不高，但其奴仆身份却仅相对皇帝和旗主而言，此外由于和统治者的特殊关系，他们经常能做到很高的官职，清朝时许多包衣出将入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总督数不胜数，甚至有一些被贬的宗室和觉罗也是包衣成员。

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为外八旗，汉军八旗为内八旗”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尽管汉军旗要迟至皇太极时期才建立，但旗人亦分自由人和包衣，前者与满蒙“旗份佐领”同属外八旗包衣们也有自己的旗籍即户口，但与外八旗的自由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清朝时，八旗共有48种旗籍，每旗6种，即满洲籍、蒙古籍、汉军籍三种外八旗，以及包衣满洲籍、包衣蒙古籍和包衣汉军籍三种内八旗。

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奴隶，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主家对其可以任意处置买卖，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满洲家庭的私人奴隶，被圈地卖身的汉人农民，战争掠夺以及买卖的人口，以及被抄没的罪犯家属。

入关之前，虽然身份有着显著的差异，不过他们与包衣在名称上并没有明显区分，都泛称为“包衣”，顺治末年为了加强管理，才正式划分为一个阶级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为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是良民，隶属于八旗和汗王，可认为是国家奴仆。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普通外八旗人更受皇室信任，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因而对八旗有着较强的认同感，许多汉人包衣在清朝灭亡后自发地选择了满族旗下家奴隶属于自己的主子，是私人奴隶，被归入贱民的他们备受歧视，对八旗的认同感很差，清亡之后多加入了汉族。

甚至在法律上，包衣和旗下家奴的地位也有着巨大差异，比如汉人杀死包衣要加重治罪，而杀死旗下家奴则可减刑一等阎崇年先生曾高度评价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