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手工业中心的大都会为图书的编辑和刻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尤其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得出版图书成为可能为图书的编辑和流传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另外统治阶级提倡学术崇尚文化以及科举制度的改革书院讲学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宗教学和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两宋朝图书的编刻和收藏提供了较好的文化条件两宋朝统治者始终奉行重文轻武国策文化人倾心学术、精心文章特别是对科举制度改革按文章取人扩大录取名额使大量中下层文人进身仕途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读书人的增多对图书的需求也相应的增加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同时宋朝统治者十分清楚“王者虽以武力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道理制定了一系列笼络民心、巩固统治的文化政策也进一步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由于统治者重视了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力增强经济发达再加上“重文轻武”、实行“文治”策略的实施大兴书院崇尚儒术学术风气十分活跃编书之气蔚然成风其中官府编书尤为突出成就最高。

宋朝的官府编书以四大类书最为著名王明清在《挥麈余录》卷一中论及四大类书的编辑时说：“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容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以役其心卒死于文字间”“或谓当时削平诸僭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心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禄爵使之编纂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属迟其岁月困其心志。

”

不论宋初统治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其出发点又是什么但编制了几部大规模的类书使整个宋初之后的统治者和文化人有了效仿的榜样客观上反映了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面为后代保存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

南宋偏安仍组织专人校勘、编辑、补缺图书。在编印新书的同时对一些经、史、医书也进行校勘如太宗端拱元年校正《五经正义》并着国子监刊行。佛、道二藏是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佛道二教在宋代相当兴盛经典之作大量雕印。

太祖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印成《大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函装四百八十卷卷帙之多超过了《太平御览》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成都先奉太祖造《大藏经》板成奉上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

两宋朝的刻书形成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私人和民间刻书十分普遍所刻图籍的内容十分广泛刻书地域也遍及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地方学校、高等学府的刻书叫官刻中央所刻以国子监最著名。

景德二年夏真宗亲御国子监检阅库书问及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曰丙雕刻出的经书版片有多少邢曰丙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

可见宋初儒家经典著作及阐述经典著作的音、义和注疏、正义大量撰写并雕刻印行从四千一下子增加到十余万足见国子监刻书规模之大宋王朝继承五代传统继续由国子监负责刻印为封建统治政治服务的图籍“太祖建隆四年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

’

靖康之后高宗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旧存国子监书板几乎全部被毁国子监、秘书省虽无力刻印图籍但朝廷仍不忘聚书刻书事高宗说“监中其它阙书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费不惜也”又令各地将刻好的板本送国子监所以说两宋朝的官刻在北宋以中央为主到了南宋则以地方刻为多了。

宋代的地方州、县几乎都有刻书如仁宗时建宁府刻印的《建康实录》南宋高宗时绍兴府刻印的《毛诗正义》等州、县的学校刻书也比较多如仁宗时江阴军学刻印《国语·韦昭注》孝宗时高邮军校刻印秦观的《淮海集》等书院是宋代的一种教育组织作为教育和文化中心必然发展刻书与藏书事业。

据史记载宋代在全国各地设立的书院近四百所其中北宋有著名的四大书院：嵩阳、睢阳、白鹿、岳麓南宋有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四大书院。北宋初期书院盛极一时后期衰落到了南宋又大盛。

经济发达为书院刻书提供了有利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书院所刻之书质量一般是比较高的历来受公、私藏书家所推崇如绍定年间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象山书院刻袁燮《斋家塾书钞》十二卷宝年间竹溪书院刻《方岳秋崖先生小葶》八十三卷景定年间环溪书院刻《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咸淳年间建安书院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等。

私刻是刻人出资所刻的图籍但它不是以出售为目的而刻印的北宋初期图籍己渐商品化了但它还不像其它商品那样纯粹地商业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些有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喜爱图籍花钱刻印图籍传播文化以达到保存文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以藏书表示风雅的也大有人在为炫耀和表现自己他们也进行刻印图籍；再者也有一部分人把自己本人或祖先的著作刻印出版以传久远。

由于刻书人十分看重自己的名望选择底本都是比较高的所刻之书是很被推崇的较之官刻和私刻坊刻是各种刻书中开始最早的数量最多分布的地域也比较广官刻和私刻是在坊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坊刻书都以书商字号著名有的书铺历史悠久所刻图籍流传久远。

如临安府荣六郎刻书铺就是在北宋京城汴梁刻书卖书后随王朝南迁临安仍继续刻书卖书绍兴二十二年所刻《抱朴子》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日东京大相国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

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坊刻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广泛远远超出了官刻和私刻的范围字书小学经史子集、农桑医算、类书便览无所不包特别是刻印了大量的民间日常需要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图籍对满足一般群众的文化需要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印刷术的发展。

宋代以前我国的图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释家经书也不少除此而外其它内容所占的比例是极其有限的到了宋朝三大刻书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使得图书内容非常广泛官刻书以经书、史书为主辅之以其他的一些医书、算术等私刻书内容如前所述与官刻差不多在内容上没有什么较大的突破而坊刻才是真正的无所不包除官刻内容外它还刻印了大量的子书、医书、算术和唐宋诸家的文集等。

综合官、私、坊三大系统所刻图籍其内容遍及当时的各个知识门类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算法、诗文集、词集、小说、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以及民间所必须的一些其它书籍、民间文学等都有刻本所刻著作不仅有前代的就是当代的著作也大量地刊刻印行文化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两宋朝的刻书业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中心辐射全国宋太祖开宝四年赵匡胤就派高品、张从信到四川成都开雕《大藏经》可见当时四川的刻印技术是发达的经济基础是雄厚的南宋初四川的刻书中心则由成都向眉山一带转移著名的“眉山七史”就刻于此南宋中叶眉山一带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说明当时眉山一带的坊刻业是相当发达的。

杭州是浙刻的中心早在北宋时杭州就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靖康建都后官私刻书更加兴旺发达整个杭州城内书肆林立现存两宋“监本”大多为杭州所刻。建阳和福州是福建的刻书中心建阳以坊刻著称而福州则以寺院刻藏闻名。

建阳坊刻又以麻沙和书坊二镇为最麻沙一地号为图书之府书坊村之名是因此村皆刊印书籍而得名福州是宋代刊印宗教书籍的中心北宋政和年间刻成《政和万寿道藏》南宋初印成《毗卢大藏》和《崇宁万寿大藏》足以说明福州刻印宗教书籍之盛。

三大中心所刻书籍各有优劣叶梦得在《石林清话》中评论四川、浙江、福建三地区刻印书说：“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除了四川、浙江、福建三大刻书中心之外汴梁、建康、潭州、徽州、潮州等地的刻书业也相当发达或曾在某时期繁盛过。